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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优化这些误区一定要避免 百害而无一利

发布时间：2025-04-05 15:44:56编辑：惬心贵当网浏览（88）

据悉，十一五期间，山东将在该地区规划投资约1.5万亿元，约占全省总投入的20%。

这些巨大诱惑往往导致他们难以冷静地评估跨国经营的收益和风险，典型如中航油的陈久霖。这种政策法规变动有两种情形。



相应地，这些正规资源开发企业也就会时时遭到来自反政府武装和犯罪团伙的暴力威胁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古典金本位走向崩溃时起，外汇管制逐步流行于众多国家，甚至许多发达国家也直到很晚才开放资本项目。尽管如此，包括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在内的我国跨国经营面临的蚕食式征用风险仍日益突出，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大国的资源开发投资还存在潜在的征收风险。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开发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也正是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需求决定了应对海外能源开发政治性风险的重要意义。矿产采掘属于受限制行业，加拿大等其他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通常也对战略性资源部门的外资施加多种限制。

前几年正当大多数产油国政府收紧或预备收紧石油开采政策时，印尼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收紧石油开采政策，反而在2005年4月26日宣布向境内8家石油公司颁布新的优惠政策，中海油的6座油田也在受惠者行列。蒙古出现了修订《矿产资源法》的呼声，不排除将矿产资源收归国有和减少给予外国投资者优惠条件的可能。动作最大的产油国当数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欧佩克资深成员委内瑞拉。

如果是海运，船舶本身可移动，政治性风险较低。相反，在法制不完备、社会不安定或与我国存在潜在重大政治冲突的国家，我国企业应优先选择非股权安排。但在拍卖前一个月里，俄罗斯社会舆论反对由中国控股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声浪陡然高涨。由于日本参与，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复。

第三条原则是以企业自救措施为主，政府保证机制为辅。早在2006年的大选中，赞比亚反对党头目就以此攻击我国，并因此而一度受到西方势力的青睐。



企业股权限制主要是限制外国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对美国战略性产业骨干企业的投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某些风险出现概率日益降低，某些新出现的风险却不在其承保范围内，不能不损害其作为政治性风险应对工具的效用。最后美国政府规定中石油、中石化上市公司不得涉足美国指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尤其是中东主要产油国。东道国某些政客的道德风险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性风险。

在2001年制定的新法律框架下，外资石油公司参与委内瑞拉石油业的模式要转为产品分成合同，与PDVSA组成合资企业，双方共同分享和承担产出以及油价变化的风险和回报。拉美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点，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拉美期间，中国企业仅对巴西、阿根廷两国承诺的投资额就高达297亿美元，接近我国官方统计的截至2003年对外投资累计总额。这种道德风险之一是好大喜功，用股东的资金营造自己的王国。美元汇率的大变动将加快这一转变到来。

虽然能源等战略资源开发市场准入领域的政策变动风险（特别是来自发达东道国的风险）多数源于国家安全动机，但经济动机也是重要因素，东道国某些势力甚至会用表面上的国家安全理由掩盖其经济动机。最后，我们应优先选择经济相对困难但有能力维持全国局面总体稳定的东道国。



在石油、铁矿开发等热门领域，这种趋势表现得尤其突出：俄罗斯确认了依托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普京政府发起了旨在强化国家控制战略性资源的运动，不仅以极其强硬的铁腕重组了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部门，而且公开声明将出台新法律限制外国公司在该领域的持股比例。在一些学者笔下，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是私有产权和经济繁荣的保障，但在实践中，即使不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多党制过程中的全面内战，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尤其是依靠定居海外的商人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而言，这一转变的最大副作用是提高了政治暴力风险。

在确定参与形式时，企业面临股权安排和非股权安排两种策略的选择。然而，由于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仍，发展中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的转移风险仍然不可低估。然而，为便于全球税务筹划、资金运营、上市融资等目的，有许多中资企业在海外注册并以海外注册公司作为跨国经营的主体。无论是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收购加拿大诺兰达（Noranda）公司受阻，还是美国国会要求阻止中海油收购联合石油公司，都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又称间接征用）仍然是现实风险，甚至有所上升。即有节制扩大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覆盖面，但不能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覆盖全部政治性风险，因为这样既超出了国力的承担能力，又有激励企业的道德风险之虞。

主张奉行强硬外交战略的赖斯女士已接任美国国务卿，可以想见，今后我国企业在缅甸等暴政据点（Tyranny Outpost）国家开发资源时有可能遭遇来自美国的干扰。2004年初中石化集团参与竞标伊朗油田时，也受到了美国的阻挠。

美国等拥有成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国家准许在海外注册但由本国公民控制的企业投保。我国国内分裂主义势力（特别是东突势力）的活动提高了中国石油天然气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传统战争风险。

后来其内涵逐步丰富、发展，按照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蚕食式征用具体指不适当的独断性征税、限制汇款、禁止解雇、拒绝批准进出口原材料，等等。再次，没有明确限定不予承保的范围。

油气资源开发是中国－拉美投资合作的重点，仅在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今年5月的中国之行中，两国不仅决定制订广泛涵盖现有各双边合作领域的2010—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而且签署了包括百亿美元贷款换石油协议在内的一批经贸协议。就海外资源开发而言，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适当的参与时机、形式、环节及东道国，从源头上降低政治性风险的概率。毕竟，在长期内，相对于制成品，任何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都将趋向恶化。美国企图对中哈石油开发和石油管道项目搅局，就是这一风险的典型案例。

国际石油界知名人士有石油业只有10%是经济，90%是政治之说。企业如果与伊朗、苏丹、朝鲜等美国列举的所谓无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其潜在损失包括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不得进入美国，等等。

完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完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

旺盛的市场需求增强了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谈判地位，充足的收入也使得东道国政府不急于确定投资者，而是有着充裕的时间选择投资者，索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条件。作为国际自然资源开发领域的后来者，我国矿产企业在海外获得的资源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和偏僻地区。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道德风险，除了心理和感情因素之外，主要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动机。1992年首钢决定收购该矿，公司建立不久便陷入劳资纠纷困扰，仅从2004年6月1日开始的罢工就令该公司半个月左右便直接损失351万美元。然而，尽管我国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对外投资母国，但至今仍然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外资东道国，片面着眼于降低本国海外资源开发项目征收风险而废除上述文件，必将损害我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以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为例。

这种偏僻地区往往是反政府武装和贩毒、走私等犯罪团伙活动的乐园。我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某些势力眼中最大的潜在挑战者，且有能力在海外开展大规模资源开发的企业主要是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在西方国家的资源开发投资必然要承受较高的政治性风险。

因此，我国降低海外投资征收风险的努力不能指向否认东道国对本国境内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的完全主权。应对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和公众人士的道德风险。

就以外资政策最自由的美国来说，由于泛政治化倾向突出，很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政治风险最高的国家。因此，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其官方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常明确规定，某些政治性风险不予承保，纯粹由劳工权益或投资者不轨行为（如行贿、腐化、侵害东道国民族尊严等）引起的政治性风险通常就在此列。